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15):2019南粵古驛道研究中心成果巡禮(一)
2020-01-06 下午 03:16   作者:陳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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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之一 

  (14):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之二

 

(15):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之三

 

  就營業范圍而言,批信局的營運兼具郵政和金融兩方面的性質,其日常業務活動的正常開展,依賴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有信譽的商業網絡的存在。我們在僑批機構“聲請書”或“一覽表”中見到的總號與“分號”之間的關系,反映的也是這種網絡關系的一個側面。以 1933年潮陽人陳少懷在汕頭市創辦的“長發號”批局為例, 其“分號”包括了潮陽縣的陳四合(1923年開設)、陳裕發(1933年開設)、劉喜合(1912年開設)和陳益隆(1916年開設),揭陽縣光德成(1913年開設)和洪萬隆(1926年開設),以及南洋檳榔嶼的旭和號(1943年開設)和榮泰昌(1926年開設),新加坡的恒發號(1934年開設),安南西貢的慶發號(1934年開設),暹羅曼谷的順發號(1934年開設)等。可以看出,長發號在國內的營業地域主要限于潮陽和其鄰縣揭陽。而且,其11個“分號”中,除洪萬隆、光德成和劉喜合外,其余的營業人都是姓陳的潮陽人,而海外的5個“分號”中有4個是汕頭長發號創辦的次年建立的[23]。整個網絡的鄉族色彩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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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揭陽市進賢門。

  1930年揭陽縣棉湖鎮人洪賢良在汕頭創辦的“洪萬豐”批局,也展現了類似的網絡聯系。其“分號”共14家,包括棉湖鎮的洪萬興(1920年開設)、揭陽縣城的光德成和揭陽縣河婆鎮的洪協和(1912年開設),潮陽縣的劉喜合,潮安縣的如陶號(1912年開設)、普通號(1912年開設)和興益莊(1921年開設)、大埔縣的恒亨號(1912年開設)、饒平縣的鴻茂盛(1915年開設)和萬興昌(1924年開設),以及暹羅的中興發(1930年開設),新加坡的洪萬成(1933年開設),檳榔嶼的洪萬祥(1934年)和安南的萬成興(1934年開設)等。其中,汕頭的洪萬豐、棉湖的洪萬興和新加坡的洪萬成的負責人分別為28歲的洪賢良、28歲的洪賢明和36歲的洪賢炎,似乎至少是同輩分的族親。而暹羅、檳榔嶼和安南3家分號的負責人也都是洪姓的揭陽人,仍然可以感覺到鄉族關系的影響。不過,其在內地的“分號”則分布相對廣泛,而且負責人都是所在地的本地人[24]。

  實際上,每年向郵政局申請執照填寫“聲請書”時,各僑批局對其海外的“分號”常常沒有全部填寫,所以,僅僅靠“聲請書”、“詳情表”和“一覽表”來了解批局的海外分號或有匯兌代理關系的商號是不夠的。前文已經引述過的1948年(廣東郵區批信局已呈準設立之國外分號清表)是專門登記批局的“海外分號”的,有助于彌補其他統計的欠缺。根據該表的登記,當時開設于汕頭市一地的80家批局,共有“國外分號”428家[25],大大多于其他的統計。以“老億豐”批局為例,1946年的“已掛號批信局詳情表”中所列出的海外分號有6家[26],而1948年的“國外分號清表”中,其國外分號達13家之多,包括香港的致成號、老億豐和萬振號,新加坡的源合隆、耀華成、萬德祥、新發號和廣利號,柬埔寨金塔的順合祥,泰國曼谷的合昌號和南昌合記,泰國曼谷的馬金峰,吉隆坡的中南號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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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

  在文獻中,我們可以見到帶有家庭色彩的跨國的僑批匯兌機構系列被建立的事實。以潮陽縣東湖鄉朱裕錦為例,據記載,他“夥創源利隆號于新加坡,源榮隆號于暹羅,源裕隆號于香港,源泰隆號于汕頭,經營出人口匯兌生意”[28]。

  盡管每一家批信局的業務聯系可能都帶有地域的鄉族組織的色彩,但是,總體看來,林林總總近千家批信局所構成的多重疊合的營運網絡,卻覆蓋了潮汕地區的每一個鄉村。當時潮汕地區的郵政業還不夠發達,汕頭郵政局轄區中不通郵鄉村多達4488個[29],批信局的運作確實表現出了令人贊嘆的效率。更加值得重視的是,批信局的營業范圍也包括了整個環南中國海周邊地區的大小村鎮,東南亞各地有華人的地方,都可以發現批信局服務的存在。

  以往關于僑批的研究中,有關郵政方面的運作情形受到比較多關注,我們對從“收批”到“送批”的整個過程有較具體的了解,而關于其作為金融機構運作的內容則比較不受注意。其實,僑批業網絡運作的關鍵,反而在于帶有金融性質的匯兌與結算方面。本世紀初日本人控制的臺灣銀行對南洋僑匯問題進行過兩次較深人調查,其第二次調查結果以“南洋華僑(中國移民)付匯兌關系”為題正式出版(中譯本名《僑匯流通之研究》)。因為這是銀行進行的調查,調查的目的與臺灣銀行開展東亞和東南亞業務的企圖有關,所以僑批業有關金融活動的內容受到較為深入和較專業的關注。現將該書的相關內容轉引如下:

  和汕頭、廈門、廣東交易的南洋信局在廈門、汕頭無自己的分行時,外國銀行直接匯至,甚為不便,加上香港為南中國之匯兌中心,經由香港直接處理,獲利較大等關系,委托香港的客棧、銀號,又南北行代為辦理匯兌。利用中間商多為電信匯款,即南洋由于匯兌市場關系,不便直接送至目的地時,發電至目的地告之匯款寄到香港的中間店,而于適當的機會目的地受款信局將香港的電信匯款賣給當地的外國銀行或錢莊,以收回資金。

  又普通匯款時,南洋之銀行由于匯兌關系,時于廈門、汕頭代理店之匯款結算處理不便時,不直接賣掉汕頭成交的匯票,而出售香港成交之匯票。現匯款至汕頭時,通常全部以香港成交之匯票方式進行。此時,南洋的信局接到此匯票不能在當地直接換成現金而賣給當地之錢莊收取現金而送到移民親人手上。而錢莊將買下來的匯票寄至在香港的自己聯絡店。

  在香港設置此種中間店,通常為信用比較良好之大信局,而此種中間店之報酬為“華資”,通常一年之代理傭金為五十元至一百元或按照金額抽取百分之二,其店名如下:

  汕頭錢莊或信局之代理中間店

  金成利 元 發 順福成 乾泰隆 內南福 裕福成 成順棧 

  安 昌 振興棧 添和成 廣美盛

  ……[30]

  可以看出,香港在南洋與汕頭的僑批匯兌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其實,南洋的批局收到批款后,對批信和批款是分開來按不同程序處理的。批信一般通過郵局,寄往汕頭的分號和代理商號,汕頭的分號和代理商號接到批信后,通常要先墊款支付給收款人。而南洋的批局則將批款就地換成可以在香港兌換的匯票,或寄往香港的中間商換成內地可以流通的貨幣,再寄往汕頭批局;或直接將匯票寄到汕頭,由汕頭批局賣給本地的銀行或錢莊套現。總之,據當時調查,新加坡每年寄往汕頭的僑批850萬元,“幾乎全經香港”[31]。

 

  (未完待續…)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并由南粵古驛道網補充。)

 

  注釋:

  [23]廣東省檔案館檔案:《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全宗號86,目錄號1,案卷號344,頁262。

  [24]廣東省檔案館檔案:《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各批局聲請書副份》,全宗號86,目錄號1,案卷號344,頁173。

  [25]廣東省檔案館檔案:《廣東郵區批信局已呈準設立之國外分號清表》(1984年1月23日),全宗號29,目錄號2,案卷號370,頁116—132。

  [26]廣東省檔案館檔案:《汕頭段三十五年份已掛號批信局詳情表》,全宗號29,目錄號2,案卷號317,頁115。

  [27]廣東省檔案館檔案:《廣東郵區批信局已呈準設立之國外分號清表》(1948年1月23日),全宗號29,目錄號2,案卷號370,頁125。

  [28]潘醒農《馬來亞潮僑通鑒》,新加坡南島出版社1905年版,頁216。

  [29]廣東省檔案館檔案:《華僑匯票分發區地名表》,全宗號29,目錄號1,案卷號275,頁14—73。

  [30]楊建成主編“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十五集《僑匯流通之研究》,臺灣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48年版,頁91—92。

  [31]楊建成主編“南洋研究史料叢刊”第十五集《僑匯流通之研究》,臺灣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48年版,頁91—92。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二〇〇〇年第四期,南粵古驛道網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責任編輯:何洛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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